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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園林的石頭緣

  從考古的角度看,人類最早成功利用的工具是石頭,石頭使人類告別蠻荒進入新的進步階段??舊石器時期。石器為人類帶來食物,解決了生存的首要問題,最後還帶來火,帶來光明,為人類的生存和進化立下汗馬功勞。為此,人類的進化史與石頭結下了不解之緣,人對石頭也有了非常深刻的自然情感,這種情感轉化成文明時期的石文化,石文化不是偶然出現的,它是歷史的積澱,是寶貴的人類財富。

  中國面積遼闊,地形變化複雜,石頭種類繁多,長久以來形成了獨特的賞石文化,它與西方的石文化不同,我們的賞石文化比較注重人文內涵和哲理,有比較抽象的理念和人格化的感情色彩,其觀賞對象(自然石種、天然石形)往往豐富多彩,更加重視的是石質、顏色、質感、紋理和石形;而西方賞石文化則比較注重科學和歷史的內涵,有比較直觀、明確和科學的理念,其觀賞主體常以各種動植物化石和多姿多彩的礦物晶體與標本為主。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賞石文化實際上是民族傳統文化(感情、哲理、信念和價值觀)在賞石領域中的反映與延伸;而西方賞石文化則主要是某些科學、技術的基本知識在具觀賞價值的自然物(石頭)方面的展示和印證。

  高度發展的賞石文化首先表現在玉石的鑒賞方面,從龍山文化的考古發掘可以看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人已經能夠加工非常優美的玉飾品。有文字記載的賞玉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之前:周武王伐封時曾“得舊寶石萬四千,佩玉億有萬八”。《說文》雲:“玉,石之美者”,這就把玉也歸為石之一類了。《尚書?禹貢》曾載:當時各地貢品中偶有青州“鉛松怪石”和徐州“泗濱浮磐”。顯然,這些3000多年前的“怪石”和江邊“浮磐”都是作為賞玩之物被列為“貢品”的。很可能這就是早期的石玩。

  秦始皇建“阿房官”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漢代“上林苑”中,點綴的景石頗多。即使在戰亂不止的東漢(西元一、二世紀)及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西元三一六世紀),一些達官貴人的深宅大院和宮觀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東漢巨富、大將軍梁冀的“梁園”和東晉顧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羅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塊景石,還被賜以三品職銜,俗稱“三品石”。南齊(西元五世紀後葉)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樓、觀、塔、字,多聚異石,妙極山水”(《南齊?文惠太子列傳》)。1986年4月,考古學家在山東臨肪發現北齊天保元年(西元550年)魏威烈將軍長史崔芬(字德茂,清河東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畫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為描繪古墓主人的生活場面,內以庭中兩塊相對而立的景石為襯托,其石瘦峭、鼓皺有致,並配以樹木,表現了很高的造園、綴石技巧。這幅壁畫,比著名的唐朝武則天章懷太子墓中壁畫和閻立本名作《職貢圖》中所繪樹石、假山、盆景圖,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見,中國賞石文化早在西元二世紀中葉的東漢便開始在上層社會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紀),已達相當水準。

  西元六世紀後期開始的隋唐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漢之後又一個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繁榮昌盛的時期,也是中國賞石文化藝術昌盛發展的時期。眾多的文人墨客積極參與搜求、賞玩天然奇石,除以形體較大而奇特者用於造園,點綴之外,又將“小而奇巧者”作為案頭清供,複以詩記之,以文頌之,從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賞更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這是隋唐賞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開創了中國賞石文化的一個新時代。曾先後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紀初、中葉)手下擔任過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莊”,其中的怪石與奇花異樹在當時就極負盛名,號稱各地奇石“靡不畢致”,而奇石品種之多,僅有名號者既達數十餘種。李德裕“平泉山莊”和詩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園藝術和景石,點綴方面,都達到了很高水準。大詩人白居易不僅有許多賞石詩文,他的《太湖石記》更是反映唐代賞石盛況及文化水準的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在文中最早介紹了古代賞石品級的分等情況。他首先記述了好友、逐相牛僧孺(封號“奇章郡公”)因“嗜石”而“爭奇聘怪”,以及“奇章公”家太湖石多不勝數而牛氏對石則“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的情形,在白居易眼裏,牛僧孺實為唐代第一藏石、賞石大家。

  宋代(十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末)是中國古代賞石文化的鼎盛時代,北宋徽宗皇帝舉“花石綱”,成為全國最大的藏石家。由於皇帝的宣導,達官貴族、紳商士子爭相效尤。於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賞玩,一度成為宋代國人的時尚。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如米芾(字元漳)、蘇軾(號東坡)等賞石大家,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舜欽等文壇、政界名流都成了當時頗有影響的收藏、品評、欣賞奇石的積極參與者。宋代賞石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出現了許多賞石專著,如杜紹(字季陽)的《雲林石譜》、範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譜》、漁陽公的《漁陽石譜》等。其中僅《雲林石譜》便記載石品有 116種之多,並各具生產之地、採取之法,又詳其形狀、色澤而品評優劣,對後世影響最大。又據南宋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怪石辨》載:“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聳秀、嵌之狀,可登幾案觀玩。”足見當時以”怪石”作為文房清供之風已相當普遍了。

  以書畫兩絕而聞名於世的北宋米芾(字元肆)是11世紀中葉中國最有名的藏石、賞石大家。他不僅因愛石成癖,對石下拜而被國人稱為“米癲”,而且在相石方面,還創立了一套理論原則,即長期為後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皺”四字訣。其實當時癖石者甚眾,米芾只是其中之一罷了,“愛石而癖”絕非米氏所獨鐘者。據文獻載:“米嘗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加以美名,入室終日不出。”當時有位監察使叫楊傑的,“知米好石廢事,往正其癖”。但正當他老先生振振有詞地教訓米芾時,“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複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更勝,楊亦不顧,又納之左袖。最後又出一石,盡天畫神樓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徑登車去。”這個故事十分生動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多小巧玲嚨、富於山水畫意的天然特色,和當時上層社會愛石、藏石的濃厚風氣。北宋末年的“花石綱”是大家所熟知的園林盛事。

  元代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均處低潮,賞石雅事當然也不例外。大書畫家趙孟 (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是當時賞石名家之一,曾與道士張秋泉真人善,對張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傾倒。面對“千岩萬壑來幾上,中有絕澗橫天河”的一拳奇石,他感歎“人間奇物不易得,一見大呼爭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這一時期,在賞石理論上無大建樹。

  明清兩朝(十四世紀中葉以後)是中國古代賞石文化從恢復到大發展的全盛時期。在這數百年間,中國古典園林從實踐到理論都已逐漸發展到成熟階段。明代著名造園大師計成(字無否)的開山專著《園冶》;明?天年間王象晉的《群芳譜》;明?李漁的《閑情偶記》;明?文震亨的《長物志》等相繼問世。他們對園林堆山疊石的原則都有相當精闢的論述。“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裏”(《長物志》)之說,至今仍是‘小中見大’的典範。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論?異石論》,張應文的《清秘藏?論異石》,尤其是萬歷年間林有麟圖文並茂、長達四卷的專著《素園石譜》等,更是明代賞石理論與實踐高度而全面的概括。林有麟。不僅在《素園石譜》中繪圖詳細介紹了他“目所到即圖之”、且“小巧足供娛玩”的奇石一百一十二品;還進一步提出:“石尤近於撣”、“蕪爾不言,一洗人間肉飛絲雨境界”,從而把賞石意境從以自然景觀縮影和直觀形象美為主的高度,提升到了具有人生哲理、內涵更為豐富的哲學高度。這是中國古代賞石理論的一次飛躍。

  清?沈心(乾隆年間人,自號“孤石翁”)的《怪石錄》,陳元龍的《格致鏡原》,胡樸安的《奇石記》,梁九圖的《談石》,宋的《怪石贊》,高兆的《觀石錄》,毛奇齡的《後現石錄》,成性的《選石記》,王的《石友贊》,諸九鼎的《石譜》和穀應泰的《博物要覽》等數十種賞石專著或專論,共同把中國傳統賞石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長篇小說《石頭記》(即《紅樓夢》) 的出現,北京圓明園、頤和園的建造,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賞石文化在當時社會生活與造園實踐中的生動反映。

  近代中國的賞石專著以民國初年章鴻釗的《石雅》和三、四十年代王猩酋著《雨花石小記》,張輪遠著《萬石齋靈岩大理石譜》最為著名。其中章氏《石雅》首次應用了近代科學的一些觀點,對中國傳統賞石文化與西方賞石文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比較和分類論述;張輪遠的《萬石齋靈岩大理石譜》雖然主要論述的對象只限於雨花石和大理石兩類石種,但其“靈岩石質論”、“靈岩石形論”、“靈岩石色論”、“靈岩石文論”、“靈岩石象形論”,以及其等次、品級劃分與理論,實為各類觀賞石種所普遍適用的原則,與今人論及天然奇石的四大現賞要素“形、色、質、紋”一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園林也叫“山水園林”,石頭的作用占了半壁江山,園林中對石頭的應用主要是置石和假山,石材以太湖出產的太湖石最為著名,有時某個園子出名靠的是一塊山石,如留園的冠雲峰、豫園的玉玲瓏等,這些石頭在當時的價格是非常高昂的,現在更是無價之寶。石頭在古典園林中營造的意境和景觀效果構成了中國園林文化和內容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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