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和鈞台窯遺址出土的「官鈞」瓷器，明顯可分兩類。一類胎薄，工藝較精緻，一類胎體較厚（僅限花器），工藝較粗率。兩類的區別如下：
精緻型與粗放型 「官鈞」瓷器的主要區別是：
1．精緻型胎體普遍較薄，造型勻稱；粗放型胎體普遍較厚，造型笨拙。
2．精緻型支釘痕細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釘痕大而密集。
3．精緻型外底多為芝麻醬釉；粗放型外底少見芝麻醬釉。
4．精緻型洩水孔較大；粗放型洩水孔多數較小。
5．精緻型器足較小，精緻；粗放型器足較大，粗放。
6．精緻型圈足規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規整。
7．精緻型數字位於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體規整；粗放型數字位於圈足內牆、器足內側或外底，均刻劃而成，字體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釘盆托釉面垂流現象較嚴重；而精緻型鼓釘盆托釉面少見垂流現象。
傳世「官鈞」瓷器中存在兩個不同類型的情況，早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羅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鈞」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與「後仿群」，即原型與後仿問題。不過在談及後仿問題時，她們均將後仿瓷器與高濂《遵生八箋》所載「諸窯假鈞州紫綠二色洗與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觀，俱不入格」的情況相聯繫。余佩瑾還據此猜想傳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釘盆托可能即屬後仿品，並進一步發問： 「難道均是文獻出版的十六世紀晚期?究竟有無可能延續至清朝?」。然而，根據1973～1974年及2004年兩次鈞台窯遺址發掘材料來看，所謂「祖型群」與「後仿群」兩類產品，均為鈞台窯燒造。其中1973—1974年發掘的「官鈞」瓷器標本與所謂的「祖型群」(精緻型)特徵相吻合；而2004年發掘的「官鈞」瓷器標本中的絕大多數特徵則與所謂「後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來，「後仿群」實為鈞台窯燒造的兩種類型「官鈞」瓷器中的一種，與《遵生八箋》所說的仿鈞州瓷器的情況並無關聯。 2005年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上，參與2004年鈞台窯遺址發掘的研究人員認為：2004年發掘出土的「官鈞」瓷器，與1973—1974年發掘的「官鈞」瓷器及故宮博物院舊藏典型「官鈞」瓷器明顯不同，推測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認為2004年鈞台窯遺址出土的「官鈞」瓷器為明初生產；而1973—1974年鈞台窯遺址出土的「官鈞」瓷器，與故宮博物院舊藏「官鈞」瓷器特徵一致，為北宋產品，並強調1973／1974年發掘的鈞台窯遺址為所謂「北宋官窯」。應當指出，這種對出土和傳世「官鈞」瓷器簡單分類與斷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等舊藏「官鈞」瓷器本身就可分為兩類，其中一類正與2004年出土「官鈞」瓷器特點完全相同。而且，從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2004年發掘的「官鈞」瓷器中也有少量精緻型製品。因此在對兩次鈞台窯遺址發掘遺物及傳世「官鈞」瓷器未做深入瞭解和研究的情況下，匆忙作出上述結論，也就難免失之偏頗了。
關於粗放型與精緻型瓷器孰早孰晚的問題，從前者工藝比較原始、落後的特點來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於後者。因為精緻型的諸多工藝特點，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礎上改進而來。如粗放型支燒工藝，原採用密集的鋸齒狀支圈，齒端與器物底部接觸面較大，燒成時容易粘連，留下難看的疤痕；而精緻型則改用較為稀疏的鋸齒狀支圈，齒端尖細，與器物的接觸面很小，這樣燒成時既不宜發生粘連，又可使支痕變小而求得美觀。又如精緻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應是在粗放型基礎上的改進和規範。粗放型的數字，大多刻於圈足內側或雲頭足內側，字體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無嚴格要求。而精緻型的刻字，其字體、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規範。 |
